南学会研究二题

南学会是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政的重要成果。学术界过去仅指出它是以“保湖南之独立”为目的的政治救亡团体，而对于它如何保湖南之独立，即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救亡目的，却一直缺乏充分的说明。还有些论者则强调南学会办成了地方议会，认为它讨论地方上的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署当局采纳，“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林能士：《清季湖南的维新运动》第58页）。本文试就上述两个问题谈点看法。

应当说，把南学会办成一所议院，或模仿成地方议会，这的确是创办者的初衷。梁启超两次上书陈宝箴，劝陈立湖南自保自立之策，其第二次上书即《论湖南应办之事》，便对南学会的未来作了这样的规划：“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戊戌变法》（二），第555页）。这里，梁启超欲把南学会办成议院的表述是十分清楚的。黄遵宪与谭嗣同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应当说，湖南官绅对此多有表示赞同者，但也有认为不可的。然而，南学会的组织筹办仍按照梁启超的计划实施。

南学会是否真正办成议院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南学会开办后仅以讲论与答问为主要形式，其主要立足点还在于“开绅智”。虽然它也讨论地方兴革，向省署提出各种建议，并在全省各地发展分会，但所有这些都还只能是为提高士绅的政治参与意识作准备，并未达到“兼具地方议院规模”的程度。

其实，开设议院在当时只是一种计划和设想。梁启超的计划原本是为湖南作“亡后之图”的，是一项自保自立之策。湖南维新派怎敢未得到朝廷允许便擅自设立议院呢？何况设立议院在湖南还有不少阻力。实际上，维新派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南学会的会友提出讲论会如此讲论下去，何日才可“收西人议院之益”？

南学会虽未立即办成议院，但这并不成为湖南维新派的遗憾。真正使湖南维新派深感忧虑并担心的是德国强占胶州湾那样的事件在湖南发生。所以，在湖南维新派看来，防范洋人入湘比设立议院更为紧迫。那么，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才能保全湖南呢？维新派认为只有尽快“开民智”、“开绅智”，将湖南建成文明的社会。1898年4月25日，熊希龄与谭嗣同、皮锡瑞等人商议保湖南之计时即指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因此，办南学会、开讲论会，包含着“文明排外”这个直接目的。学界有论者对于南学会的这一目的持指责态度，说“南学会之设立，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邓潭洲：《谭嗣同传论》第54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应讲究策略，盲目笼统排外，只能付出惨痛的代价。同时，这种指责也曲解了南学会创办者们的初衷。

其实，不止是南学会的创办包含这个目的，即是黄遵宪设立保卫局、熊希龄协助黄遵宪开办湖南通省团练以及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创办其它有关移风易俗的团体会社，都有这个目的，即为了造成一个有秩序、文明的近代湖南社会。